一年一度的“爱民月”又来了，在这繁忙的季节里，候机楼派出所领导依照上级指示，发扬传统作风，落实了切实可行的爱民举措，受到了群众广泛的认可与好评。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，发生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。
元月21日中午，一位额头上渗满汗珠的中年男子闯进候机楼派出所，见到桌子上几叠厚厚的百元美钞和旁边的箱子，写满焦急忧虑的脸，一下子放了晴。
这位朝鲜旅客，执意拒绝公开身份，他本欲乘机离京，却不慎将自己的蓝色行李箱丢失，里面的摄像机、洋酒无关大碍，就是那个普通的黄色纸包最让他揪心。当他发现丢了东西后，急得团团转，如果这些东西不能找回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而在派出所值班室内，候机楼管理处赵立利提着一个在二楼捡到的蓝色行李箱交给了干警，连他自己都没想到，那么普通的箱子，那么不起眼的黄纸包，里面竟是三叠厚厚的百元美钞。经两名干警共同清点后，数额多达52750元，干警们立即从失物中寻找线索，查找失主，并向二楼值勤干警通报此情，如有旅客询问，立即与值班室联系。正当干警忙碌之时，这位旅客来到了派出所，巨款终于分文未少地回到了失主手中。
21日中午，与上面那位丢失美金的旅客几乎同时进到派出所的还有一个人。这人50岁模样，进门时同样带着一股抑制不住的焦急：“我的手机丢在了出租车上。”
北京城的出租车有6万多辆，查找起来，如大海捞针。
但再难也得办！
经干警询问了解，其所乘的出租车是一辆白色桑塔纳。车号不清，单位不清，所幸的是他要了一张发票，就凭它，我们就有了一半的把握。5分钟后，天马公司的于经理告诉干警：“这本发票的号码与失主提供的车型不符，而且是很早就发出去的。”这一半的把握一下只剩了四分之一。
出租公司继续查找，干警在等消息。这时，他们才有时间仔细打量坐在身边的人，他戴着圆片眼镜，穿着灰色的中式对襟上衣，整齐合体，脸上溢出来的气质就如同这衣服一样，古朴沉稳。当他掏出名片———钟阿诚，作家。干警眼睛一亮，“您叫阿城，写《棋王》、《孩子王》的阿城？”“对，我来北京工作一段时间，我今天要去美国，手机是接待单位借给我用的。”
又过了十分钟，仍然没有消息，为了让这位旅客不耽误飞机，干警提出将他接待单位电话留下，接下来的一切事由我们负责，阿城欣然同意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司机找到了，飞天文化传播公司取回了借给阿城的手机。
这段时间，丢失巨款的事屡有发生，而这些失主遗失物又异常幸运地能够失而复得。这不，1月11日，干警张欣捡到的一个花格手包，内有人民币40800元，护照、港台返乡证、CASIO记事本。这手包刚飞回失主手中，24日，东方航空公司朱杰又在摆渡车上捡到了10万元巨款，这10万元捆成了十捆，被两张报纸包着，着实不起眼，看不到什么线索。
当天晚上，有个人打来长途，询问有关10万元的事，自称他是失主的朋友，可不可以替朋友把钱取走？干警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不行。”理由有三，其一，该人不能说出详细细节，其二，失主本人未与我方联系，无法确定委托关系，其三，即便是失主本人来，也要出示四个证明，即当天的飞机票、身份证件、银行的提款证明、单位的证明信。而这些，该人一样也做不到。
第二天上午，失主本人打来电话，说明了自己丢失巨款的经过，与干警掌握的情况吻合，下午3点钟，他带着证明亲自前来领取。
这是一个个子不高、身材较胖的人，原来这笔钱是公款，本来他已心灰意冷，不抱希望，但还是禁不住怀着一线希望向空姐和地面服务人员询问，后来得知钱已被派出所保管起来，精神一下子放轻松了。这会儿，他坐在办公室里，不知说了多少声“谢谢”。
事物经常是矛盾的，一些人丢了东西不来找，另一些人来找了却又没有找到，身份证就是一例。
干警们深知补办一张身份证需要几个月的过程，他们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：还是尽快寄还给失主吧！
他们找来信封，按地址将身份证一个个地寄还给了失主。对护照，干脆分好国籍，寄到使馆。
眼看着一张张身份证件飞回了原址，干警们仿佛看到了一张张惊喜的脸。
在候机楼派出所，没有专门的“爱民月”，为群众排忧解难不分春夏秋冬，每个月大家都同样积极热情地在为旅客服务，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。即便是在爱民月里，他们也没有注意到有多少旅客，多少需要救助的人得到了他们无私的关怀与帮助！
